三個月前，許昌青年馬向前千里迢迢趕赴深圳，成為當地最大的電子企業富士康的一名見習員工。3個月后，就在這家工廠，19歲的他不明不白地離開人世(本報此前曾連續報道此事)。馬向前事件在當地的河南農民工圈子里迅速傳播，除了同情惋惜，這些農民工不免重新審視自己的打工之路。
珠三角企業日益嚴酷的工作環境、不斷提高的工作強度、難以保障的個人權益，在十年來漲幅不大的工資面前，落差顯得如此之大。
2009年，廣東省的人均GDP為40748元，而2008年調整后廣東省最低工資分為5類，最高標準為860元，最低標準只有530元。在珠三角，勞動密集型企業云集，工作環境差、勞動強度大、技術提高慢，農民工靠出賣勞動力賺取辛苦錢，基本工資無法滿足溫飽，農民工只好拼命加班，每日工作12個小時以上的情況比比皆是，以深圳為例，普通工人的月工資只有900~1500元，其中加班費占了很大比例。
而在勞動力輸出大省的四川、河南等內陸地區，普工月工資已達千元左右，大量農民工選擇工資待遇更為優越的浙滬等地，或就近擇業，相比之下，傳統用工大戶珠三角的薪水競爭力盡失。
2009年歲末，美國《時代周刊》公布的年度人物中“中國工人”位列第二，排在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之后�！稌r代周刊》說，中國工人引領著世界經濟走向復蘇之路。顯然，這是一股潛伏的力量，這股力量也開始覺醒。近年來，農民工群體發生了結構性變化，80后、90后農民工大膽地提出了不同于父輩的職業訴求：生活品質、自由度、發展機會。面對珠三角落后的用工模式，這些新生代農民工開始攤開地圖，尋找下一個落腳地。
本篇從幾個農民工在深圳打工的真實生存狀態出發，試圖走進農民工在粵打工的歷史縱深，展現河南農民工當前的真實生存狀態、訴求和群體抉擇。
記者 趙穎
在深圳打工十年存的錢，在深圳買不了10平方米的房子
人物標本：李想，南陽市新野縣歪子鎮人
打工之路：1999年逃學來深圳打工，至今，已經11個年頭了
1999年夏，16歲的初中生李想，借同學的錢買了一支鳥槍，亂打村民的窗玻璃。村民找他父親告狀，他嚇得到同學家避難。恰好，同學的姐姐從深圳打工回來，走時要帶上自己的弟弟，他也動心了，跟著踏上了南下的列車。
由于沒有身份證明，李想找工作非常難。最后，一家小公司收留了他和他的同學，但前3個月不發工資，每天只發5元錢的生活費，兩個人每天只能吃饅頭咸菜。
不久，公司快倒閉發不下來工資了，兩個人又回到了老家。春節后，李想又想去深圳。父親到公安機關給他辦理了身份證，李想獨自一人去了深圳。
這次，李想被香港的一家電子廠錄用，月薪300元，加上加班費，每個月可以掙到600多元。2003年，經濟不景氣，他被裁員�；丶倚菹肽旰�，又回到深圳，在一家儀器廠找到了工作。“每個月的基本工資漲到了500元，加班費是每小時5元，一天加班4個小時�？鄢钯M、買香煙及日常用品，每個月存不了800元”。
到2008年，深圳市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他的基本工資漲到了920元，每小時加班費漲到了7.75元，“我們現在主要指望加班，每天要加8個小時班，周六周日也不休息，光靠基本工資的話，每個月沒有多少錢”。
2008年，李想結婚了，現在和妻子住在一間出租屋里，“我們每個月省吃儉用，倆人加起來也就能存2000多元吧。打工這么多年，我們兩人的存款不夠在深圳買10平方米的房子，也不敢生孩子”。
他說，農民工少有雙休日和節假日，有的每天工作時間長達16小時左右，大部分每周工作7天。“不加班的話，根本掙不到錢”。更讓他難過的是，家鄉同來的一名叔叔去年在車間加班時，因為太勞累，右手掌被車床截掉。在當地一名律師的幫助下，廠方勉強賠了15000元，還不夠醫藥費。最后，他的叔叔流著淚回老家了。
無法承受高強度勞動，第一代農民工黯然離開
人物標本：張幸福，信陽潢川人
打工之路：1983年來深圳打工，27年，打工打到“窮途末路”
昨天，在深圳寶安汽車站，張幸福身上一前一后掛著編織袋，手里還提著一個破舊的大提包，坐上了回家的長途汽車。“回家，再也不來了”！
張幸福18歲就跑到了深圳，至今已經27個年頭了。當年，他來的時候，深圳還是一個小漁村，從廣播里聽說深圳設特區了，到了這里，發現一片荒涼。他有點泄氣了。
幸好，建筑工地到處都是，各個建筑工地都需要勞力。雖然工資每個月只有100多元錢，但那時的張幸福年輕有的是力氣。他說那時候工作一天，肩膀磨破了，手磨爛了，腿也打哆嗦。時間長了，他慢慢習慣了，飯量大增，一頓能吃六七個饅頭。經過風吹日曬，他也很快從一個帥小伙變成了一個黑黝黝的漢子。
由于張幸福一無技術，二無文憑，他先后換過20多家工廠，最多的時候，一個月就換過3家。
2002年春節，他受當時工作的企業委托回老家招工，穿著廉價的西服，系上鮮艷的領帶，帶著蛤蟆鏡出現在家鄉，家鄉人對他刮目相看。一時間，他家那兩間土坯房子，人來人往，膽大的小伙子直接詢問出去打工什么待遇，羞澀的姑娘則在父母的陪同下，趁著天黑前來詢問。給他說媒的人也絡繹不絕。
短短半個月，他就帶了300多人，雇了5輛長途車，浩浩蕩蕩地開往深圳了。除了掙到6000元，鄰村的一個老漢還把自己的閨女給他當了媳婦兒。后來，張幸福一回家，媳婦兒就罵他，說當初被他騙了，“原來只是流水線上的最低端的小工人，我跟著你吃苦就自認倒霉了，孩子能跟著你一輩子吃苦”？
在日復一日的生產線上，他在消耗著自己的青春和年華。“我今年才45歲，但渾身都是毛病，眼睛也開始花了，看不清東西了。兒子和媳婦兒都說，你這么老了，還打什么工，回家享幾天福去吧我一想也是，就辭工了”。
兩代人的不同訴求，選擇還是被選擇
人物標本：宋新順、宋鵬父子，南陽市唐河縣人
打工之路：宋新順2002年來深圳打工，2008年，把沒考上大學的兒子也帶了出來
2月2日中午，宋新順背著簡單的行裝，坐上了開往家鄉的班車，兒子宋鵬沒有和他一起回家。宋鵬決定留在深圳過年，雖然到深圳不到2年，可他覺得和老家一直在打工的人比他更有理想�，F在，他最大的理想是自己做老板，然后在城市買房、娶妻生子。
宋新順今年50歲，來深圳已有8個年頭了。他的老家地少人多，妻子又早早去世了。2002年秋，宋新順種完了小麥就把12歲的兒子送到姐姐家，自己跟著鄉鄰來深圳打工。由于歲數比較大，在勞務市場上沒有優勢，宋新順打過很多零工，先后干過送水工、洗車工、搬運工，最后進了一家電子廠，負責包裝貨物、裝卸。他踏實肯干，又舍得下力氣，月工資也從幾百元漲到了1000多元，2008年，他回鄉在家里蓋起了兩層樓房。
2008年，兒子宋鵬高中畢業后沒有考上大學，就和父親一起來到深圳，進了一家燈具廠，每個月的工資比父親還高。
其實，父親出來打工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趁著還能干，多掙點錢。但兒子宋鵬和他的想法卻不一樣：希望自己能夠發展，不能只做一個單純出賣廉價勞動力的人。“很后悔在學校學的知識太少了我就想學技術，做個技術人員，將來做到公司中層。就是找媳婦兒也容易。我想著掙錢多了，在鄭州買套房子，進到企業里，過一過城市人的生活呢”！
2009年夏，宋鵬花了5000元錢進了深圳的一家技校，學習電腦和電子技術，3個月后，剛好趕上企業大量招工，他順利地進入世界500強企業偉創立公司工作，月薪一下子漲到了2600元，比以前高出了一大截。
父親對父子倆的現狀很滿意，剛來不到兩年的兒子一下子變成了技術工人，自己的面子也增色不少。但兒子又有了新的不滿之處，因為他對珠三角打工環境有看法：時間長了，這里的企業普遍存在著思想老化的弊端，“不是老板自己的親信，你工作做得再好，永遠也做不到管理人員的位置上”。
記者在調查中，很多河南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表達了他們對在深圳打工的態度，“工資低一點還不是最要緊的，起碼宿舍不要那么陰暗潮濕和骯臟，更重要的是我打這份工能不能學到東西有沒有前途”。那些初級制造業只是他們的跳板，待上兩三個月他們就會離開。而那些電子廠、繡花廠、模具廠，尤其是生產模具的高級技工卻格外受到他們的青睞。
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新生代打工者更是逐漸走進了辦公室。技術密集型企業成為他們夢寐以求的港灣，他們不愿像父輩那樣，在流水線上日復一日地做機械性重復，等待被流水線淘汰。
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長谷建全表示，對新生代打工者而言，學到技術，增長見識、找個舒適的工作環境是更為重要的標準。“他們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除工資薪酬外，更注重對職業前景的規劃，就業地區、工作環境也是他們考慮的內容”。